刑讯逼供，是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。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，为此，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。我国《刑法》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致人伤残、死亡的，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、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。

　　刑讯逼供是一种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行径，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精神和肉体上的严酷摧残，更是对无罪之人的人格和尊严的极端践踏。在中国，刑讯逼供起源甚早，周代已见于典籍：“仲春之月……母肆掠，止狱讼。”郑玄注曰：“掠，谓捶治人。”“肆掠”，就是指现在刑讯。

　　大秦帝国建立以后，深受法家思想熏陶的秦始皇，“专任刑罚……昼断狱……”。作为刑罚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刑讯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。《秦律》规定：“能据供词追问，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;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”。根据这一原则，秦朝又对刑讯做了进一步规定：“凡讯狱，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……更言不服，其律当治者，乃谅(笞掠)”。当时虽然不提倡拷讯，但《秦律》在另一法律问答中已列举出“大痍”，即囚犯经刑讯后，肢体将断不能行走，须长官令人扶回的谓之“大痍”。既然作为刑讯的一种事实状态已明文列出，秦拷讯之盛也就可想而知。

　　西汉时期，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而用刑讯的记载不绝于书。汉初，汉高祖刘邦对预谋行刺的贯高“榜笞数千，刺身，身无可击者”。廷尉杜周曾经毫不掩饰地说：“不服，以掠笞定之。”此语出自主刑大臣之口，不但说明刑讯的合法化，而且使得法吏上下相胥，皆以苛酷为能，拷囚之时，极尽残忍。汉文帝刘恒虽然废除“肉刑”，但刑讯逼供依然普遍，以至到了汉武帝时，酷吏刑讯断狱成风。

　　东汉一直把拷讯作为治狱的基本方法。明帝时，楚王刘英被告谋反，刑官就用极残忍的手段对其属吏逼供，“诸吏不堪痛楚，死者大半，唯续、宏、勋掠考五毒，肌肉消烂。”这种血腥的场面，还是发生在“显宗以亲故不忍穷究”的情况下。试想在当权者认为“需要穷究”的情况下，在对待“非亲非故”的普通百姓时，那刑讯之苛酷，真不知会惨烈到何等境地。事实上，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，朝庭就大量起用酷吏。王吉，“性残忍……夏月腐烂(人犯因刑讯而肉体糜烂)则以绳连其骨，见者骇然。”周纺，“人有犯其禁者，率不生出，吏人及羌胡畏之。”就是此人，后来“以威名迁齐相，亦颇严酷，专任刑法。”在东汉，有王吉、周纺之流的“活阎王”充斥司法领域，东汉拷讯之酷，司法之黑暗也就不难想像。章帝刘坦曾在诏书中引《律》曰：“掠者唯得笞榜立。”此律即东汉的通行法律。但用何方法，用何刑具，用刑到何种程度，法无明定，而由法吏率意为之。可见秦汉之际是刑讯的随意性时期，因而具野蛮性和残酷性。

　　魏晋之际，魏据《汉律》立法，名曰《魏法》，包含“系囚”、“鞫狱”、“断狱”三章。晋文帝时，“令贾充定法律，辨囚律为告劾、击讯、断狱。”可见两朝已有了刑讯的专论。但由于两律皆已失传，故具体内容无从察考，不过可从见诸典籍的个案中窥出一些端倪。曹魏时，尚书令为下狱的太尉杨彪向法吏满宠说情，“嘱宠但当受辞，勿加考掠。宠一无所报，考讯如法。”

　　在南朝，刑讯也逐渐规范化。宋时，“建康县考囚，或用方材压额及踝胫”，即后世的“压杠子”。当时有一名叫奚显度的小吏对怠工民工常法外施行。以至于流传着：“宁得建康压额，不能受奚度拍”的民谣，说明在存在拷讯的时代，刑讯规范化总比滥施刑讯好得多。齐时，多沿用宋时的律法。